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极，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是“千山之巅、万水之源”。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推出“选美中国特辑”，在中国最美地方评选中，约四分之一的美景都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青藏高原大放异彩。如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中有六座位于西藏和藏边地区，有西藏的南迦巴瓦山、珠穆朗玛峰、冈仁波切、四川的贡嘎神山以及云南的梅里雪山和稻城三神山;青海的青海湖和西藏的纳木措被列入中国最美五大湖;西藏的绒布冰川、米堆冰川以及四川贡嘎地区的海螺沟冰川占了中国最美六大冰川中的一半席位;甘南若尔盖湿地是中国最美六大沼泽湿地之一;西藏的藏布巴东瀑布群和四川九寨沟的诺日朗瀑布入选中国最美六大瀑布;中国最美十大森林中包括西藏的波密岗乡林芝云杉林和云南的白马雪山高山杜鹃林;西藏那曲高寒草原和藏边地区的祁连山草原被评为中国最美六大草原;雅鲁藏布大峡谷、怒江大峡谷和澜沧江梅里大峡谷被誉为中国最美十大峡谷。
以西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分布有众多的高山大川，高原四周被冈底斯山脉、昆仑山脉、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众山脉环抱，无数江河奔流其中，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青藏高原在中国境内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境，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部分地区，面积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青藏高原的总体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北面是广阔的藏北高原，南面是以雅鲁藏布江为主的藏南谷地，东南侧则分布着南北走向的山脉峡谷。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青藏高原海拔从1000多米上升到4000多米，最高海拔可达8844.43米，植被垂直带谱分布范围广。在海拔1200米以下地带发育着雨林和季雨林;海拔1200米至3200米分布着郁郁葱葱的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海拔3200米到4200米是寒温带针叶林，生长有多种冷杉和云杉;在海拔44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受区域气候影响，形成温带草原和温带干旱落叶灌丛植被;海拔4400米以上是高寒草原和灌丛，青藏高原种类繁多的杜鹃花和报春花主要分布在这一带，每当盛夏时节，百花争放，斑斓的色彩与白白的雪山交相辉映。目前已确定青藏高原共有杜鹃花属168种，报春花112种，各种植物共有6000多种。
洛克：西藏科考先行者
中国人对植物利用的历史悠久，根据河南仰韶村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的碳14测定，中国对稻的栽培时间为距今5000年前。中国人还在利用植物的过程中发现了植物的药理原理，编录了药草名录，东汉末年成书的《本草经》共收录237种植物药材，明代李时珍编纂的《本草纲目》共载有植物药材1892种，清乾隆时期帝玛尔·丹增彭措所著的《晶珠本草》收录了藏草药1006种。13世纪末侨居中国多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中国的植物分布作了生动地描述：
“山西栽培有适于酿酒的葡萄，福建的生姜质量很好，西康和四川遍布竹子，青藏高原地区则漫山遍野的生长着大黄。”
洛克 这些描述激起了西方植物学家对中国植物资源的兴趣。自17世纪西方近代植物分类学取得重大发展，西方植物学家把目光投向植物资源丰富的中国，最早来华进行植物采集的西方人是里伯诺思(W.Libanus)，里伯诺思于1685年在中国福建厦门地区进行植物采集，采集的植物标本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自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400年时间里，外国人来华采集者有资料可查的约有400人次，采集的植物标本达120余万份之多，这些标本现收藏于世界各地的标本馆、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来自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地处亚洲内陆中心，高高隆起的地形筑成一道天然的屏障，不仅在地理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生态环境，在政治上也阻碍了外来人的进入，形成封闭的文化圈。19世纪以前，西方人在青藏高原的植物采集是零散的、自发的，19世纪以后，一批专业的植物学家进入藏区，开始大规模的植物学考察和收采。英国人是青藏高原植物采集的先行者，主要在藏边西南地区采集;俄国人利用地缘优势，采集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藏边西北地区;法国人的采集以传教士为主，其中不乏植物学专业人士，其中有关西方人在青藏高原植物采集的最早记录便是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他于1723年送回巴黎研究院的一批中药，其中有产自于青藏高原的名贵中药冬虫夏草;美国属于后起之秀，采集以专业的植物采集学家为主，代表人物是洛克。
英国人：这里是杜鹃花的王国
英国人在华进行植物采集的时间较早，地点主要集中青藏高原西南部。英国人最早进入藏地采集植物的是穆尔可夫特(William Moorcroft，1767~1825)，他于1812年到阿里地区的玛旁雍措采集植物标本，他还是藏野驴的命名者。英国人在青藏高原的植物采集以杜鹃花的采集与引进最为闻名和成功，今天很多英国人家的庭院里便栽种着原产自青藏高原的杜鹃花，所以有“没有西藏的杜鹃花就没有英国人家的花园”的说法。西藏的杜鹃花品种占世界杜鹃花种类的五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有高山杜鹃、泡叶杜鹃、微毛杜鹃、亮鳞杜鹃、卵状杜鹃、樱杜鹃、灰皮杜鹃、柳条杜鹃和黄杯杜鹃等，颜色有白、红、紫、黄等，每到花季，漫山遍野都是花的海洋。英国植物学家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1873~1932)以采集杜鹃花而闻名，1904年，还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任职的福雷斯特受雇于一家花木公司，远赴中国收集植物。从1904年到1932年，他在云南共进行了七次考察，采集了三万多份植物标本，其中包括200多种杜鹃花种，新发现的物种中以他名字命名的就超过30种，他在青藏高原地区采集的杜鹃花种使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成为世界上收种杜鹃花品种最多的植物园。
英国来藏采集植物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韩尔礼(Augustine Henry,1857~1930)，他于1881年在中国海关任职，开始在湖北地区采集植物标本，五年后运回第一批植物标本到丘园。1888年，韩尔礼开始在青藏高原周边地区采集植物，主要在四川巫山地区和云南蒙自、红河河谷。他在巫山地区发现了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珙桐，把种子带到了英国，进行珙桐的栽培。韩尔礼在华期间共采得植物标本5000种以上，包括500多个新种，他编著的《中国植物名录》(Chinese Names of Plants)和《中国经济植物札记》(Notes on Chinese Economic Plants)是来华外国人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韩尔礼还引领其他植物学家前往青藏高原进行采集，1899年，英国园艺学家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抵达中国，他在云南受到韩尔礼的指点，到川鄂交界的高山峡谷中采集珙桐树种子和其它园艺植物。威尔逊此行收获颇丰，采集的数千份标本被送到英国维彻(Veitch)种苗公司，极大地丰富了维彻公司的种苗品种。威尔逊在这一地区进行采集时，为这一地区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植物资源所倾倒，他在《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一书中称这里为“花的王国”、“人间天堂”和“中国西部的花园”，极尽赞美之辞。
大花黄牡丹
俄国人：发现300多个植物新种
自18世纪后半叶起，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展开了势力角逐，青藏高原成为他们势力争夺的竞技场，两国纷纷派出考察家前往青藏高原进行考察。随着英国在青藏高原势力的渗透，俄国急切地想利用地理位置优势打通由北面入藏的路线。自1860年起，俄国政府先后派遣了十五支考察队进入藏地。但由于此时青藏高原北面及东面的路线均遭到封锁，俄国考察队多徘徊在东北藏地区，他们在东北藏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考察，采集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标本，其中一些植物现在在青藏高原已难觅踪影，这些标本多存种在彼得堡植物园。 俄国最著名的考察家之一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1839~1888)。
普尔热瓦尔斯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探险事业，西藏一直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追寻的香巴拉，他从青年时代便立志要前往西藏探险。自1867年起至1888年的11年间，普尔热瓦尔斯基进行了五次中亚考察，并于1888年死于探险途中，探险便是他一生的事业。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五次考察中，有三次到达藏区进行植物标本采集。1870年至1873年的考察普氏共采集到植物标本5000多份，包括600余种。
普尔热瓦尔斯基 此后的1879年，普氏又从斋桑入境，翻越天山到达新疆哈密，然后进入柴达木盆地，到黄河源头采集植物。第三次考察发生在1883年，普氏从恰克图出发，穿越蒙古到达甘肃兰州，再从兰州经青海前往西藏，最终在当曲受阻返回。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这三次青藏高原之行共采得植物标本16000多号，含1700种，大部分由马克西姆维茨鉴定发表，最终确定发现了近300个新种。
在青藏高原进行植物采集的另一位俄国著名探险家是佩夫佐夫(M·V·Pevtsov，1843-1962)，1888年普氏去逝后，他的考察队交由佩夫佐夫领导。1889年这支12人的西藏“探险”队越过天山进入新疆，翻越昆仑山，他们考察了东北藏地区的地质状况和昆仑山山脉的金矿区，还采集到植物标本7000号，包括700种，标本后来由罗伯罗夫斯基交存于彼得堡植物园。
俄国人波塔宁(G.N.Potanin，1835-1920)与同时代的普尔热瓦尔斯基、佩夫佐夫被认为是俄国地理学会在沙俄时期中国西部考察史上最重要的三位考察家，他是俄国考察家在青藏高原进行植物采集的集大成者。自1876年开始，波塔宁先后进行了五次中国考察，其足迹遍及当时的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华北、东北一些地区。1884年至1885年波塔宁率领考察队在青海湖、甘肃西南高地以及四川松潘、平武等地考察收集植物，此行共收集植物标本12000号，经马克西姆维兹鉴定，含4000种。1892年，波塔宁再次率队从恰克图出发前往中国西南的四川西北和西藏东部，这次他们在雅砻江和巴塘附近采集了900多号植物标本。波塔宁的数次青藏高原植物考察之行共采集到约13000号标本，代表4500种，这些动物标本、植物种子和药材均被送到彼得堡植物园。波塔宁根据数次采集的植物标本编著了《唐古物植物》(Flora Tangutica)一书，对青藏高原的植物种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法国传教士：追随前人的脚步
1830年，法国青年植物学家杰克蒙特(Victor Vincelas Jacquemont，1801-1832)从印度到西藏阿里地区采集植物标本，这次采集中他发现了喜马拉雅白桦 (命名为Betula Jacquemontii)，并以他的名字命名，采集到的标本现收藏于英国皇家博物馆和巴黎。
赖神甫(J.M.Delavay，1838-1895)是法国在华进行植物采集的著名人士，他于1867年来到中国广东，在广东和海南岛采集植物并送给英国有名的收藏家汉斯(Hans Sloane，1660-1753)。1881年后，赖神甫开始为巴黎博物馆采集植物标本，他在云南、四川等地共采集到植物标本约200000号，共4000种左右，其中包括1500余个新种，许多新属。法国传教士苏里欧(J.A.Soulie)自1886年起在康定附近的西藏边缘进行了10年的考察收集，给巴黎博物馆送去7000号以上的标本。
另一位著名的采集者是新奥尔良王子亨利(Prince Henry of Orleans，1867-1901)，他是受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游记的影响，追随他的脚步前往青藏高原。亨利从1889年开始在云南西北部和四川康定、巴塘、理塘一带共采集到植物标本超过400种。
赖神甫
美国人：这是上帝在人间的伊甸园
美国人在青藏高原进行植物采集的代表人物是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皆摄影师和美国农业部、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植物标本采集者的身份从云南入藏。早期洛克受美国农业部的委托到喜马拉雅山地区采集大风子树种子，因为这种树种子提炼的油可以治麻风病。在完成农业部的委托工作后，洛克又受雇于美国地理学会，为其在中国收集经济植物和观赏植物。1923年，洛克循着滇藏茶马古道向藏地进发，他们从云南出发到达卓尼，在迭部(当时的迭部属于卓尼土司的管辖范围)采集了三个月，然后继续南下到达拉卜楞，过黄河前往阿尼玛卿山，在那个地区考察云杉和落叶松林，以及报春花、縁绒蒿等植物群落。洛克在考察完拉加寺周边及阿尼玛卿山北麓地区的植物情况后，于1926年8月返回卓尼下迭部进行采集，完成这次考察之行。他的这次考察目的主要是对阿尼玛卿山北麓地区的植被分布进行实地探查和研究。这次旅行考察，共采得植物标本和种子六万件，约2000种，1928年，洛克第二次为美国地理学会来华采集。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往来于川藏交界的巴塘等地采集，特别是一些前人未去过的地点。共采得植物约3000种。这些标本现藏于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
多刺绿绒蒿 德国：最高由军官率队考察
1903年至1905年德国军官费尔希纳(Wilhelm Filchner，1877~1957)率领一支黄河上游考察队到甘肃西部和西藏东部考察，在黄河源的扎陵湖和鄂陵湖进行植物采集。比他略早，福特雷(Karl Josef Futterer, 1866-1906)和霍尔德拉(J.Holderer)于1900年在甘肃和西藏进行植物采集，标本送存于柏林植物园。
1913年，另一个德国人利普瑞齐(W.Limpricht)到四川西南地区进行考察，采集到大批植物标本。1921年，瑞典人史密斯(K.A.H.Smith)因去西藏受阻后，在云南和四川松潘、康地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共采到10000号标本，共800种，含300个新种，他采的标本后来大多经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植物学家定名发表。曾随斯文赫定到新疆考察过的瑞典人哈麦尔(D.Hummel)于1930年在我国郝景盛等人的陪同下到甘南岷县采集，采集队还到了青海湖，共采得植物标本2500号。长期居住在我国西北的比利时人赫斯(J.Hers)曾在东北藏地区采集植物，数年间共采得标本2000种。
一花一草一木皆有灵
每一株植物，都有一段故事，植物从种子萌芽，到开花、结果，都在展示一段生命的历程。自然界中的每一棵树都在用它的年轮记录历史，每一株草的叶上都留有生命的印迹，或许数月，或许数年、数百年，它们终将完成自己的生命史。每一位关注植物的人都懂得珍惜植物生命的价值，懂得大自然的奇妙，青藏高原独待的地理孕育了特殊的生物环境，正是这种奇妙的存在在四百年间吸引了数百位西方考察家前来探密，这里是他们的梦想，也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在钢筋混凝土肆虐的当下，我们留在植物上的目光还有多少，我们能关注到的斑斓多彩的大自然还剩几方，且行且珍惜。
总状绿绒蒿
文/朱华玉 图/语焉 资料图片
原文刊登在《西藏旅游》2014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