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托海是一段尘封的国家传奇

“两弹一星”上的可可托海


根据《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报告》和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1965年前需要向苏联偿还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的债务。除了农副产品，苏联接受矿石作为偿还品。


以1964年2月《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为例，其中提到，到1962年向苏联供应的粮油食品价值21亿新卢布，矿产品和五金价值14亿多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正值盛年的可可托海帮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

为了“保出口”，这个露天矿区付出巨大，肩负重担。

[size=15.555556297302246px]

“还债的矿石基本来自可可托海。”肖柏杨说，“据说现在哈萨克斯坦还存有大量从可可托海运过去的矿石。”


一位有色企业的负责人曾在哈萨克斯坦一家冶炼厂的展厅里见到粗壮的绿柱石，说明上标注着产地：可可托海。


位于额尔齐斯河南的三号矿，就像一座巨大的罗马角斗场，一层一层开采平台螺旋下降。平台一侧的岩壁就是开采面，在爆破后将矿石运出矿坑。


挖出的碎石、废土在附近堆积起一个十几米高的巨大土台。很多年后有日本人曾想购买这堆废土，但被拒绝。


200名党员和先进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如期完成了开采任务。从1961年冬天开始，这个露天矿区一年里剧烈的爆破和外扩，大大加速了它的衰老。当孙传尧等人抵达时，三号矿已经封矿3年进行休整，解决之前快速开采造成的滑坡等安全隐患。


其实，抵达乌鲁木齐后，这些大学毕业生们才知道自己要前往的“新疆第一矿务局”叫做可可托海。肖柏杨问了一直在新疆工作的学长，被告之：“从乌鲁木齐往北，要走1000多公里。”而对于这个地方的秘密，却绝口不提。


大学毕业生的到来，是为了建设名为6687的大型选矿厂。66是指1966年，87是指在国家重点工程中的排序。那里还有一座稍小型的实验选矿厂8859。


抵达这天，晚饭很丰盛：每人一碗肉汤、两个糖饼。“是油饼，饭菜做得很好。”孙传尧说。


第二天有保密教育，重要的产品都不得直呼其名：含铍的绿柱石是“01号”，锂辉石是“02号”，钽铌石是“03号”。至于可可托海矿务局，代号为“111矿”。


乌鲁木齐还有一座“115厂”，专门提炼来自可可托海的矿石。一个在可可托海流传的故事是，矿务局的司机在乌鲁木齐被交警拦下，他回答来自“111矿”、“车上拉的是02号产品”。交警摸不着头脑，问他去哪里。他回答去“115厂”，交警二话不说、立刻放行。


所有这些稀有元素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矿石开采后运输到最远至内地的冶炼厂进行提炼，最终用于制造尖端武器和航空航天装备。


若干年后，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开会，化工领域的院士们知道孙传尧曾在可可托海工作，告诉他来自可可托海的矿石在自己手中提炼为锂、铍、钽铌等，“我说，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到你们那里去了。”


锂用于制造原子弹，可可托海的产品至少参与了中国第一枚氢弹的研制。铍则是一种用途更为广泛的稀有元素，“我自己亲眼见过铍做的原子弹外壳，铍还用于陀螺制导，这是导弹不可缺少的。”孙传尧说，中国工程院讨论铍陀螺制导的会议，与会者都要将手机电池拔出。


“东方红一号”则使用了可可托海的铯。


“总之，两弹一星，可可托海功不可没。”这位中国选矿领域的权威院士总结说。


然而，他们半个世纪前的可可托海传奇，却是从打草、扛麻袋开始的。

可可托海三号矿脉 历史对比。

润物细无声的善意

孙传尧、张经生被分配到四号矿，“不通汽车，坐爬犁过去。”孙传尧回忆，那是一大片山林里的一个村庄，平日里步行到三号矿所在的中心矿区需要大半天。肖柏杨是去的二号矿，但当时由于“文革”混乱，主要工作却是打草、挖煤，“和一般工人干的一样。”他说，一直到1972年8859厂建成，这位选矿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才“开始干钳工”。



孙传尧记忆犹新的是扛麻袋，一次可以背160公斤。他后来回内地后去选炼厂考察，“能和工人聊到一起，因为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10年。”


在张经生的记忆里，与他们前后一同抵达可可托海的大学毕业生里，至少有五六人殒身于这片山林，“我们主要是选矿专业，不危险，所以幸运地没有人牺牲。”


冻伤则几乎不可避免。刚报到时，每个人都发了羊皮大衣和毡靴。“有一年新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到矿务局，全副武装走路，不小心脚上滴了一点水，再走没多久脚就冻坏了。”


逝者已矣，生者艰难。


孙传尧的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找不到鸡蛋，“我在那里10年从来没在商店里看到卖鸡蛋。”由于缺少青菜，一个白菜心，妻子节省着吃了一周。


半夜值班，孙传尧和厂里的安徽老职工说起此事，对方在第二天早上领着他骑了很久的自行车，终于找到一个哈萨克族村子。老职工说，挨家挨户去收。


“村民没人会说普通话，连比画带说，让人家明白是鸡蛋。”孙传尧用最高1角6分、最低1角2分的价格收了40枚鸡蛋，竟然还买到了几只鸡，终于让妻子“正经”地坐了月子。 “西瓜是吃过的，哈密瓜、葡萄干却都没有见过。”孙传尧说。


至于南京人肖柏杨，一度难以适应的是每年只发两次大米：春节、国庆各有1公斤。


占一半人数的少数民族职工——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给这些年轻汉族技术人员带来了家庭般的温暖，逢年过节都会叫他们去家里吃饭。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孙传尧被任命为历时10年刚刚建成的6687厂副厂长。某日铲车底盘的螺丝松动，“戴手套伸不进去，哈萨克族的司机就把手套摘了、挽起袖子伸进去，几分钟拧紧抽出来，手臂上一块一块黑斑，都是冻伤。”


张经生也说，今天人们眼中那些所谓的苦日子，当年他们并不觉得有多苦，相反却收获了那个时代最多的善意。


在四矿，医生、小学老师、副矿长等很多重要岗位都是少数民族。他们23个选矿专业的学生，来边疆是接受再教育的，但也许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并没有那么多政治概念。


新疆医学院毕业的维吾尔族医生阿依夏姆常到大学生们的集体宿舍来玩。矿上的哈萨克族司机，常常热情地捎他们回矿务局。哈萨克族工人更是常拉他们去家里吃饭。


“少数民族很实心，一进门就热络地把我们拉上炕聊天，吃饭时，女主人一盘接一盘端肉，吃也吃不完。”张经生说。


新疆最注重礼节。逢年过节，大家必挨家拜年。哈萨克族本不过春节，在矿上汉族人的影响下，他们也在春节热闹起来。“我们一进哈萨克族同事家，刚登门，炸肉就送到嘴边，紧接着几杯酒下肚，互道春节好，转头又跑到下一家继续。”


每年，哈萨克族牧民沿着草场到四矿附近游牧扎寨。在野外碰上一户哈萨克族牧民的帐篷，就能讨着吃食。晚上甚至会留宿，大家住一排，完全不避讳。


张经生说，“新疆普通老百姓的淳朴，就是实实在在地对你好。”


1978年，张经生报考长沙矿冶研究院研究生，9月份收到面试通知，但那时新疆发大水，路都冲坏了，前一天的洼地，第二天就能变成一片湖。送他去阿勒泰考试的新疆司机一路急得跳脚。


“新疆那个地方从没听说过研究生，我还跑那么远考试，在这个司机心里，这是顶天的大事儿。”


对于孙传尧来说，尽管后来助力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业绩，大多来自日后在内地的科研攻关项目，但正是在6687厂，他取得了至今自己认为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第一是解决了选矿时锂晶矿石长期品位低的问题。第二是6687厂投产后问题迭出，他带领工人进行了100多项改造，终于使这个选矿厂正常运转。


肖柏杨也终于在6687厂学有所用，实践了自己的选矿专业知识。在这个半自动化工厂建成前，他们需要用手翻动矿石来挑选。


但很快，离别来了。

地层深处是否还有传奇

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29人中就陆续有人调离可可托海。



1978年这次考研，东北工学院的同学中有多人被录取，包括孙传尧和张经生。


“这在矿务局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居然研究生刚恢复招生就考了好几个，而且都是我们东北工学院的，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张经生说，离开时送行的人除了同学，还有厂里的转业军人和领导，“考上研究生离开新疆，我内心说，这辈子再也没有让我害怕的事情了，以后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苦？”


他和孙传尧都把可可托海视作“精神宝库”，认为那里“塑造了自己”。


孙传尧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的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后来总院的人都知道，我是从新疆来的，凡是从新疆来的人、新疆的事、新疆的项目，都得收下。”


2011年是孙传尧和张经生最近一次去可可托海。孙传尧发现自己当年发明的显微镜选矿法还在使用，只是原来用油提升折射率，这时已经被水替代，“那个显微镜还是我当初拿去的，但是没有人告诉技术员本来是用油的、折射率更好。”


张经生在长沙矿冶研究院读研后留校，最后任长沙矿冶研究院院长。


从可可托海离开的那些人，后来在很多年里都是中国矿冶行业的支柱。


张经生那次“也去了四矿，在白桦林里走，白桦林还在。人一离开，那儿立刻恢复了生态，一切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


对于那些圆木搭建的木房、一望无际的山林，他如今的回忆是：“不好的东西都淡忘了，所有留下来的都是美好的。”


“人离开”的原因是，曾经出产了“大树一样绿柱石”的可可托海矿，美人迟暮。


三号矿其实共有7个地质层，“一二四层是铍，五六层是锂辉石，第七层是钽铌。后来主要是开采五六层。”肖柏杨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五六层的开采也已经接近尾声。


虽然整个可可托海的地层深处可能还有巨大的稀有金属储备，但开采难度很大，且经过数十年寻找、开发，中国内地已有众多稀有金属矿藏可供支撑国防工业发展。


到1992年，肖柏杨也离开了可可托海，最终以可可托海矿务局上级单位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退休。


他留在新疆的原因是，妻子就是本地人，“那时不好找对象，好多同学都回老家找的，结婚了自然要回内地。”


当年的29个人，最终只有3人留在了新疆。肖柏杨是倒数第二个离开可可托海的，最后一位同学在90年代中期调往乌鲁木齐。那时，整个区域的机关和基地都在外迁。


由于可可托海矿的枯竭，115厂也面临停产，是肖柏杨亲自到澳大利亚谈判，从那里引进原料接续。


1999年11月，三号矿正式关闭。很快，额尔齐斯河水就渗了过来，将它淹没为一片湖泊。


7年后，在多位“两院”院士的倡议下，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在可可托海进行了勘探，并启动二期建设。


可可托海的传奇，远未结束。（记者 山旭）